眾聲喧嘩的人民幣問題其實環繞在幾個門道打轉，包括匯率（制度）彈性、價位高低、改革順序、全球貿易失衡等議題。此外，人民幣一旦升值對其他東亞國家的產業衝擊更為此間所關心。

霧裡看花，首先要釐清的是匯率制度主要有哪些品種可供選擇。

可以說，從1970年代初期美元與黃金的固定價格關係被尼克森所切斷，建構於1944年的Bretton Woods體系（透過美元─黃金來維繫國際清算的固定匯率制度，運作方式與精神乃繼承盛行於19世紀與二十世紀初的黃金本位制）正式崩潰之後，主要工業國家如美國、日本與西歐諸國之間所採取的是浮動匯率。

浮動匯率的優點在於可透過匯率的迅速調整來吸收或減緩源於外在經貿環境的衝擊（shocks），並因此可藉由獨立的貨幣政策專心制伏或微調國內的短期景氣循環，缺點則是市場所決定出的匯率之波動性（volatility）甚大，往往沒有反應經濟基本面（如雙方物價、利率、生產力之水準與變動），反而容易受到短期資金流動或未必理性的預期因素左右。而匯率制度的選擇往往就是這兩個優缺點的具體權衡。

一般而言，規模大的經濟體因為國內市場的分工相對徹底，自給自足的成分比較濃，所以也會比較「封閉」（closed），亦即外貿占其總產值的比例不會太高，自然而然，國內的景氣因素與失業問題要比外貿環境更受重視（特別是民主國家），也就是獨立的貨幣政策會更被珍惜，邏輯上當會傾向選擇浮動匯率制度，比如美國、日本，以及作為一個整體的歐盟。

相反的，小國對外貿的依賴程度（占其GDP比例）通常較高，所以穩定且可預期的匯率價位，當更有利於其國內生產與投資的決定，所以傾向採用固定匯率制度，比如東亞的香港（採無中央銀行的聯繫匯率制度）、馬來西亞，以及其他號稱浮動其實骨子裡暗盯美元的「管理浮動式」貨幣，包括新台幣、韓圜、泰銖、新加坡幣不等。

至於中國當然也是個「大漢」，獨立的貨幣政策更是「宏觀調控」不可或缺的工具，這是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放棄的原則。此外，也因為中國所倚重且卯足全力吸引外資並大量出口的經濟發展策略，需要穩定的匯率作為支撐，因此暫時性採取人民幣緊盯美元的固定匯率政策也無可厚非。

然而，獨立行使且有效的貨幣政策，與固定匯率兩者原則上不可能同時存在，除非該國採取外匯管制，禁止資金與資產在國境上自由進出。但隨著中國的鉅額貿易成長，資本帳的管制也就愈來愈難以執行與不具效率，而如前所述，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而言，獨立的貨幣政策一定是優先選項，因此人民幣將與美元脫鉤（指從1994年開始重新與美元掛鉤：一美元兌8.23人民幣；事實上人民幣早在1950與60年代已分別與美元與英鎊掛鉤過），而採用更靈活與富彈性的浮動匯率制度，可說是遲早的事。

可以說，除了少數學界如R.Mundell與R. McKinnon等人與媒體如華爾街日報因向來不信任浮動匯率制度（甚至主張恢復金本位）而另有說辭之外，基本上大家對上述的推論都有共識。

然而，即使有此共識，放在國際政治現實的脈絡下，還是充滿了各式攻防與各種玄機。

日方當然樂見美國將注意力放在人民幣而不是日圓上面，而且還是近年來率先撻伐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旗手，當時所持但沒被認可的理由是，中國正透過盯住貶值中的美元且低估的幣值向全球輸出「通貨緊縮」（低廉製造商的原罪？）。

歐盟則認為，面對全球失衡的貿易格局，亦即美國面對其他國家的鉅額貿易赤字（2004年已高達6600億美金，5.6％的GDP，而如果情況持續惡化，此一比率估計在2015年時將攀升到10％），各經濟體多少都應該負擔起調整的責任，也就是讓美元對貿易伙伴的貨幣貶值。既然歐元對美元已瀕臨顛峰，所以中國自應善盡其國際重要經貿成員的義務，適度也讓人民幣升值。而美國的立場更是愈來愈強硬，除了財長的「愈快愈好」之「快語」外，國會山莊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提案也日見具體，許多產業的短期（一年）自動防衛機制蠢蠢欲動，甚至條件較嚴格、但也更具殺傷力，且屬於長期（五年）措施的反傾銷申訴案件也大為增加。

而在訴求的策略上，由於美方相信人民幣大約被低估15到25％，所以寓「人民幣升值」的期待於「人民幣走向浮動匯率」上。此一數據乃根據中國通N. Lardy等人的研究結果，雖然個人比較相信B.Eichengreen的講法：由於需要太多的生產面與金融面的參數資料，基本上要推算出某特定貨幣被低估多少乃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

除了外力之外，中國的匯率制度以及人民幣價位如果有所調整的話，應是基於「東西還沒壞就不要修理」的處世哲學，或者一如格林斯潘最近在國會的證詞所示，主要是由於內部壓力。亦即在固定匯率之下，不斷累積、目前已有6600美金的外匯存底，等同於中國國內的貨幣供給量將持續增加。更麻煩的是，由於中國的利率也有管制或者說具有上限，人民銀行運用「沖銷」政策收回市面上過多貨幣供給的能力也大幅受限。這也意味著將長此以往必然導致資產價格飆漲，而有爆發泡沫經濟之虞，甚至惡化已經日益浮現的「生產能力過剩」問題。

再者，也因為固定匯率與跨國資本移動毫無限制兩者相加相乘往往等於「金融危機」，識時務的中國人，理論上應會將採取偏向「浮動匯率」制度（比如說管理浮動）的進程放在「資本帳」的改革之前。

最後，一旦人民幣升值，將會對其他東亞國家造成何種影響更是備受關注。

東亞基本上以中國為產品最後組裝平台的貿易與產業分工型態也透露出某些訊息，其一，因為中國很多中間產品或原物料乃透過進口，加工之後再出口，因此人民幣升值的總效果不會太大；其次，由於中國的經濟成長會稍稍受阻，而且生產組合將因而加速往資本與技術更密集產業發展，所以與中國低階（勞力密集）產品在第三地競爭的國家將得利，而對中國輸出資本財或中間產品以及原物料的經濟體，將受到人民幣升值的負面影響，而依受影響的幅度大小排列主要包括日本、韓國與台灣，換句話說，由於日韓台三國與中國的產品具有一定程度的互補性，反而將因人民幣的升值而蒙受不利。

如果從這個角度出發，則這幾個國家的貨幣未必會跟著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