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各會員體持續對於重大災難應變管理的重視由來已久，有鑑於災難管理議題在三月份SOM I會議上被列為優先討論項目，更有可能成為即將到來的SOM II重點議題主軸之一，中華台北APEC研究中心特地於4月27日規劃「APEC架構下亞太整體災難管理能力之提升」論壇，由洪德生代執行長擔任主持人，邀請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主任陳亮全、台大醫院急診醫學部主治醫師石富元以及台大預防醫學研究所助理教授馬惠明三位長期參與我國災難管理第一線的學者專家擔任與談人，與萬芳醫院急診重症醫學部主任蔡行瀚、中央警察大學消防系系主任唐雲明以及現場多位政府相關部會代表等，分別從產官學各界的觀點出發，就我國今後如何透過APEC架構，強化我國此領域的能力，並將災難管理的經驗與各會員體分享，進行意見互換與交流。

外交部國際組織司副司長介文汲應邀擔任貴賓，介副司長於致詞時表示，近年來APEC逐漸把關心焦點朝向安全與貿易角度來發展，尤其在南亞海嘯發生後，APEC各會員體也達成共識，認為需要在防災管理上扮演更為積極主動的角色，是故在三月份的SOM I會議中，已經決定重啟「APEC緊急準備虛擬任務小組」（VTF），同時通過「APEC對緊急及天然災難之應變與準備策略」，該份文件的內容，係整合印尼與我國提出之建議，而印尼與澳洲也會在5月2∼3日共同召開會議，就VTF之功能及工作計畫等等，進行更細部的討論。而未來我國如何加入國際防災工作，特別是在APEC架構下，向各會員體展現我國的貢獻，相信透過今天的意見分享，會有更進一步的收穫。

本研究中心朱奕嵐博士以《APEC災難管理議題之發展》為題做出報告，朱博士報告指出，災難隨著文明發展而嚴重，對於具有地球陸地面積52%，全球人口之59%的APEC來說，相對的也就在災難的威脅與衝擊上也就承擔較重，也就不難理解何以APEC對於災難管理議題的高度重視。而APEC各會員體之間存在著需求、經驗與技術的落差，而單純的經驗與技術交流，可能不符合接受者之實際需要，徒然造成資源與時間之浪費，因此未來APEC除了進行現有各工作小組及任務小處的功能規劃與檢視外，也應整合各會員體不同的技術優勢，提出一套具有共同指導原則又兼顧各會員體地理天候特殊需求，涉及經濟發展、環境保護、衛生安全、能源安全，又涉及資訊蒐集、處理、分享以及技術經驗交流之APEC災難管理合作機制，進而提升對APEC會員體整體對抗天災甚至是重大工業或恐怖攻擊等等巨型災難之能力。更重視的是，應當重視規模較小但卻經常發生的災難，避免巨災迷思鈍化防災意識。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主任陳亮全認為各國在災害應變與準備能力上的確存在著落差，包括所處環境造成的差異（自然環境條件、社會經濟條件、都市化與國土開發的程度）以及經驗與技術的落差（災害經驗、災害防救相關知識與技術、災害防救相關法制體系），而台灣可能參與協力的面向，可以從兩方面來思考：在協助的面向上，可分為人員、物力、知識技術以及資訊、監測的提供、協力，並且就減災、整備、應變救災、復原重建等四階段來考慮；而在實際提供協助的技術面上，可以透過直接參與或提供、舉辦訓練課程、技術交流、建置系統或網路等方式進行。

陳主任進一步說明在各階段中，我國可以採取的具體可能作為，分別是：

1、 在減災整備階段：除可提供各種相關知識技術的培訓課程，進行風險評估、災損模擬系統的技術交流，分享災害相關之監測資料、資訊，建置早期預警系統、機制，也不應忽略社區防救災能力的建構、培力。

2、 在應變救災階段：應注重應變救災人員的派遣（有效整合政府與民間團體）、應變救災物資的提供以及應變救災知識、技術的提供（如緊急安置住宅的建造、緊急醫療、防疫）。

3、 在復原重建階段：可以分成災後心理復建、社區參與式的重建（家屋重建、產業重建等）、坡地災害、土石流之整治、公共設施的重建（校園重建、道路橋樑）等方面。

最後，陳主任認為在掌握國際趨勢與APEC積極互動下，若能更確實掌握各經濟體(受災地區)的實際需求，並且善用我國在人員、物力、知識技術以及資訊、監測等不同工具上的優勢，則我國可以對各會員體做出更大的貢獻。

台大醫院急診醫學部石富元主治醫師認為當國際間發生重大災難時，空有突出的技術不見得就有發揮的空間，強化國家災難管理能力必須要先在國內進行跨科技的整合，加上長程規劃的思考模式，同時增加資源之間的分配協調。而在國際分工上，一但國際性的災難發生，應以當地的需求為主，配合當地的人力為優先。此外，石醫師也呼應不應陷入「巨災迷思」的概念，對於經常性發生的損害，應得到更多的重視。雖然台灣的科技並非是最強的，但是台灣在防災上仍具有以下幾點優勢：第一，災難多（颱風、地震相當頻繁）；第二，人文環境與東南亞類似，都是屬於都會型、集中都市；第三，變遷中的社會、政治體制，對於變化的適應性較強；第四，對於搜救隊成立時所需的通訊科技、電腦科技或是醫療準備具有水準。當然目前台灣在國際合作上，也有幾項劣勢：第一，國家沒有長期性的投入資源導致未能和其他國家或國際救災組織發展長期合作關係；第二，國家資源分配不均；第三，我國目前救災經驗侷限在國內當地，對於國際救災經驗與知識顯有不足。最後，石醫師強調，災害應變準備應該是跨越國界、不能以非政治因素加以考量的，而這也是我國可以展現對回饋國際社會的一大途徑。

台大預防醫學研究所馬惠明助理教授以長期第一線投入國際救災行動的經驗指出，我國在人力與物力上的愛心，絕對不輸其他國家，不過很多時候往往是缺乏資源整合以及缺乏對災區當地真正需求的了解，造成閉門造車或是無法有效發揮的遺憾。舉例來說，南亞海嘯發生後，我國也在很快時間內成立醫療團隊前往南亞災區，但馬上面臨能否在災區到位的挑戰，而且來自台灣各地的醫療及救災團隊也缺乏整合，沒有辦法做出更有系統及效率的貢獻。因此建議台灣未來若透過APEC架構來參與災難管理方面，必須先了解災區當地的真正需求做出相對應的配合。

萬芳醫院急診重症醫學部蔡行瀚主任認為，在災難管理在時序上分成災前預防、災臨應變、災時救援、災後重建四個階段，而綜觀整個過程中，災前預防工作比災難確實發生後再來處理，更為重要也更具經濟效益。而災難發生時的應變工作是經濟成本以及人力成本花費最大的階段。以醫院的例子來說，當支援各地救災時，至少應該成立單一窗口，讓協助救災的醫護人員人力得以統一管理運用，以發揮最大效益。

中央大學消防系唐雲明系主任認為，救災政策與國家政策有著很大的相關，比如南韓在這個議題上展現了強烈的企圖心，把災難議題當作一個產業來經營，並且從中發現商機，最簡單的如爭取聯合國的國際搜救訓練在韓國辦理，足見韓國想要變成聯合國在亞洲的救援基地，因此，我國的國家救災政策定位，恐怕需要更加明確。唐主任表示，我國從1999年開始參與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處（OCHA）所屬之國際搜尋及救援諮詢組（INSARAG），但從2003年起因為中國的阻撓無法繼續與會，或許此刻透過APEC管道也可恢復我國與其他亞太國家災難救援機制的另一實質合作管道，同時我國也可以邀請INSARAG的國際救災專家來訓練我國的特種搜救隊。此外，建議我國應當成立國際救災專用的運輸機隊，平時作好訓練整備工作，一旦有國際災難發生，立即可以配合出動，直飛災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