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經濟持續發展，台灣的資本存量快速累積。而資本相對豐富以後，逐漸有能力對外投資（同時引進外勞以利用本地相對豐富的資本）。對外投資或展開全球佈局也是台商因應全球化挑戰的具體表現，裡頭勢必包含靈活與彈性的成分，因此有人說這也是一種「創新」（innovation），生產基地的創新。並不是所有國家的企業都有這種能耐或意願，比如義大利中小企業的外移的能力就明顯不足，必須長期倚賴政府補貼或直接停止生產活動。

內有推力（工資率上漲等經濟發展以後的自然結果）、外有拉力（東南亞經濟發展、中國崛起或迎頭趕上），台商從1980年代開始也陸續對外投資。其中，對東南亞投資在1990年代中期達到高峰，後來因為1997/8金融危機而趨緩，加上中國對台灣具有多項天然優勢（語言、文化等），台灣對東南亞的投資也逐漸衰退。目前台商每年的對外投資，高達七成以上集中在中國一地，即使不談政治，單從經濟的角度也應該適度分散。

但分散的手法一定是要以提高台商在其他（中國以外）地區的投資報酬率為前提，如此一來企業有利潤、產業或國家的風險也得以降低，不僅兩全其美也可長可久。

話說回來，中國1/4的製造業產品、1/2的出口由外人直接投資（FDI）所締造，是為新興世界工廠。而連年鉅額貿易盈餘（出超）也必然引起諸多雙邊貿易摩擦，中國與美國、中國對歐洲只是其中顯例。許多中國的貿易伙伴紛紛對中國產品施以非關稅貿易障礙措施，比如反傾銷調查或控訴，尤其是中國在2001年12月成為WTO的會員之後。換句話說，在中國從事投資生產且外銷的風險日益增加，而東南亞遂成了絕佳的分散風險投資地區（個別決定或上下游廠商的要求）。以電子產業為例，截至目前，中國仍然是首選，但東南亞可扮演次要生產基地的功能，維持一定的生產規模，以備不時之需。

此外，在中國投資紡織業也有類似問題，因為主要市場如美國與歐盟國內的就業考慮或政治壓力，往往必須立即轉為對中國產品的設限，這無疑會增加在中國投資該產業並出口的風險，越南與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遂成為轉移該風險的選擇。

一般而言，對外投資（FDI）主要有三種型態，包括. market seeking （尋求當地市場），efficiency seeking（尋求更低生產成本；當地生產然後外銷），以及. resources seeking（天然資源取向）。基本上，台商在東南亞的投資仍以降低成本為主要考量，亦即第二種「尋求更低生產成本，在當地生產然後外銷」。

唯須注意的是，根據經濟部工業局委託中經院的研究報告──「台日韓在印度、東南亞、中國投資現況及國際價值鏈分工模式之研究」（2006），台商以外銷為主要目的的對外投資，在中國成功的機率較大，但以內銷為主要目的的對外投資則東南亞的成功比率高過中國；此外，中國在資訊相關（IT）產業較強，東南亞則在家電產業較強。
最後，東南亞區域主義的盛行也值得一提。以東協（ASEAN）為主、個別國家為輔（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與菲律賓較為活躍），所簽署或洽簽中的「自由貿易協定」（FTA），可能引發的投資創造或轉向，更是值得台商注意。眾所周知，包括中國（東協加一，已簽署，雖然屬於較寬鬆的FTA但慢慢落實中）、美國（新加坡已簽署、泰國、馬來西亞洽簽中）、日本（洽簽中）、南韓（預計明年完成簽署）、印度（預計明年完成簽署、屬於較寬鬆的FTA），甚至歐盟也都紛紛來跟東協敲門。

這麼多國家來跟東協洽簽FTA，當然各有盤算，然而，即使是出自政治或區域安全的考量，甚至一般也戲稱東協這些國家所簽署的FTA為「紙上自由貿易協定」（paper FTA），形式成分大過實質的貿易自由化，但相當程度還是會改變貿易流向與投資決定。比如說，由於台灣沒有跟東協整體或個別國家簽署FTA或被排除在外，台灣自然無法享受相關貿易優惠，這時候可能會增加台商在當地建立灘頭堡式（beachhead）的投資誘因。當然，除了貿易優惠所引發的投資效果以外，這些FTA本身關於投資的規範，都會影響投資動向。尤其是隨著FTA而來且錯綜複雜的原產地原則（rules of origin）規定，往往成了保護簽約國國內中間產品或零組件產業（intermediate goods）的溫床，特別值得仰賴這些產品出口（或對外投資）甚深的台灣高度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