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貿易（free trade）的貿易二字其實就是買賣或交易商品（goods）與勞務（services）。除了以生產活動作為前提之外，一樁完整的買賣或交易，也應該包含清算（利用貨幣，如果不是以物易物barter的話）與交割（交貨），這也意味著貿易牽連甚廣，包括匯率、投資、人員移動、運輸技術等等，在在與貿易密切相關。而自由貿易即不對這些國際交易設限、干預，甚至鼓勵也要盡量避免的一種政治哲學或經濟政策。
眾所皆知，不管動機為何，人跟人彼此之間的自由交易會為雙方帶來好處，否則自給自足（autarky）豈不更妙，大可不必從事交易，此即交易必然隱含「彼此互惠」的道理。貿易的最大好處在於促進「專業分工」（specialization），個人或國家因而不必生產所有所需的產品，只須生產一定範圍的產品，所以更具效率，總的來說，可藉以增加產量並可得到額外的利益。經濟學的講法：貿易其實也是一種（間接）生產方式，或者說，在農業國家「種」汽車，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此外，透過貿易可讓商品更加多元，藉以滿足不同偏好或口味的消費者，以啤酒為例，進口的海尼根或青島啤酒顯然已為台灣的消費者增加許多選擇，單單如此就足以提高生活水準。
至於如何分工的主要依循法則即是多數人都耳熟，但未必能夠真正瞭解或接受的「比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原理（詳見下文）。
問題來了，那為什麼牽涉到國與國、本質上也是交易的國際貿易卻是如此複雜？以致於並不是所有人都贊成自由貿易，而且代代都有不同形式、說法巧妙的保護主義（protectionism）之興起？甚至找了亞當•史密斯（1723-90）、大衛•李嘉圖（1772-1823），以及許多貿易理論大師一再背書或闡釋（包括本書的作者、美籍印度裔學者J. Bhagwati在內），也沒辦法盡釋群疑呢。
根本理由在於，國家的角色與功能有別於個人與企業，個人效用的滿足與企業利潤的追求，原則上都不會（用）考慮到包括「穩定」（比如國際收支帳）或「公平」（比如所得重分配）這些因素，而在這些領域，國家卻都有一定的角色必需扮演，無論是左傾或右傾政府。
更重要的是，自由貿易透過「利益與成本」的實現和分配，其結果未必會讓每一個人都更好，即使對參與自由貿易的國家來說整體獲益。換句話說，「自由貿易會讓參與國家裡每一個人都更好」此一輕率許諾或嚴重誤解，往往成了各種流派各說各話、討論失焦的根源。
作為眾多利益階層結合的國家，如依功能分類，有生產者與消費者，有資本家（擁有者）與勞工；即使是勞工階層，仍然可繼續區分成高技術勞工與低技術勞工。這些擁有不同屬性的「群組」，在面對自由貿易時自然也會因為因應衝擊或調整能力有別，而呈現出利益未必一致的風貌。比如說，高「移動性」（mobility）通常也代表著擁有較佳的因應（轉嫁）衝擊或攫取機會之能力，一般而言，（非土地）資本的移動性要高於勞工，高技術勞工的移動性也高於低技術勞工。
即使同屬低技術勞工，也會因為處在不同的產業（出口或與進口競爭的產業、夕陽或新興產業）、國家或地理位置（勞力相對密集或資本相對密集），而可能有截然不同的命運。落在出口與新興產業中的勞工，或者在該國剛好屬於「相對豐富」這一邊的生產要素（土地、資本與勞動），在「其他條件不變下」會因為貿易自由化而直接獲益。既然不能一概而論，所以需要透過理論架構加以理解、解釋與預測，而這部分則必須訴諸嚴謹的學院訓練。
一言以蔽之，自由貿易也意謂著經濟體系裡的產業與就業都必須有所「調整」，亦即“No Pains, No Gains”（能捨才能得），想要得到自由貿易的好處（更多高生產力產業之誕生或更多高所得的工作），就一定要付出代價（低生產力產業歇業、外移，同時移除低所得的工作）。
此一講法至少有兩個意涵。首先，「自由貿易」僅是一種條件式的承諾，代表著機會或可能性，仍須其他條件配合（政治社會安定、法制完善比如財產權界定與保障、契約執行等）才能竟全功，單一因素往往不足以成為經濟成長的絕對保證。其次，在調整過程中，得到好處的人（winners）與付出代價的人（losers），往往並不是同一批人，所以會衍生分配議題。也因為從中獲益的人無從對輸家直接補償，或者國家「所得重分配」的機制往往不夠完善，遂造成自由貿易的好處無法雨露均霑，甚至成為內部緊張與外部紛爭的根源。
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年代，不管是因為人為貿易障礙的日益降低（比如WTO八個談判回合成果斐然），或者來自於運輸成本的下降（主要因網際網路與衛星通訊等技術進步所致；運費費率之下降與時間之節省），最後都表現在市場範圍的擴大，而競爭也遠比從前更加劇烈等現象上。
舉外國產品（低價）「傾銷」（dumping）至我國為例，從消費者的眼光或者以該產品作為原物料或零件的產業來看，歡迎都來不及了，怎麼還會想要透過國家公權力，施以包括「反傾銷」手段在內的貿易救濟措施？答案在於，與這些低價進口品競爭的國內產業及其員工，可能馬上就要承受不利影響（雖然自由貿易也創造出其他工作機會）。
反對自由貿易的人，通常會認為開放市場將減少國內工作機會，而往往也因為持了這種「就業論點」，就讓他們誤以為自己站在較優越的道德立場與高度。
話說回來，套一句克魯曼（Paul Krugman）的描述，「賣不出去的商品，可能只是個麻煩，因自由貿易而導致的失業，的確是個悲劇」，所以國家當然應該要作點什麼（水平安全網子），來緩和這些因產業結構調整（向上爬升梯子），而直接降臨到勞工身上的痛苦與傷害。
很弔詭，也因為存在這些以備不時之需的救濟手段，許多國家才放心開放市場，貿易自由化的速度與幅度才得以增加，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 1883-1950）講的「裝煞車器是為了讓車跑更快」，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從這個角度來看，經濟疆域與政治疆域儘管交叉但仍然有所區別，國家的角色並沒有消失，只是功能容有轉變。土耳其裔、哈佛大學教授Dani Rodrik將經濟整合（也與自由貿易高度重合）的侷限與極限化約成三個面向，分別為門戶開放、國內分配、民主政治，並論證三者不可能同時存在，其邏輯理路大致如上述。
此外，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之爭，有時道高一尺，有時魔高一丈，宿怨可說難分難解。保護主義的論點舉其犖犖大者，從早期的重商主義（Mercantilism）以降，到幼稚工業保護說（infant industry），再到晚近的策略性（新）貿易理論（strategic trade theory)，立論其實也都相當有系統。其他如 “To keep economy diversified”（風險分散如台灣的積極管理思維，以及國防或國家安全等考慮），以及諸多反全球化人士的說辭，包括環保、勞工、公平貿易（fair trade）等「滿懷善意」的論述方式，乍看之下也都頗具說服力。保護主義能夠代代推陳出新，永遠不乏支持者，也意味著經濟或政治現實上的確有此「需求」。
然而，除了「最適關稅」（optimal tariff）──某國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壟斷地位，因此可對該產品課一定關稅來影響世界價格，藉由以鄰為壑來圖利自己，此一說法已獲理論證實之外（但在現實世界中算是罕例），上述許多保護主義的觀點與論述方式，不是在理論上可疑，就是未獲證據有效支持。以策略性貿易學說為例，在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下，理論上的確存在國家透過干預（課稅或補貼）來確保（第三地）市場並因而增進自己經濟好處的空間，然而，一來此一理論並不穩定（稍為改變假設條件其結果可能相反），再者要認定出哪些產業值得培植並不容易，最後此一作為很容易引發貿易戰，一旦如此，大家都會得不償失。
這裡有一個較少人注意到的策略思考：自由貿易的鼓吹者通常會直陳保護主義之害，而保護主義的支持者則往往會去彰顯自由貿易的諸多後遺症。事實上，闡揚全球化與自由貿易好處不遺餘力的 J. Bhagwati，其在1988年的精彩名著就取名為「保護主義」（Protectionism）呢。而傾向保護主義類的書籍，比如此間譯為「破窗」的”Fences and Windows”（N. Klein, 2002）一書，其主訴重點大抵脫不了跨國企業與勞工剝削、產業外移與大幅失業等自由開放的「黑暗面」，甚至國際經貿組織如何助紂為虐，擴大工業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生活水準差距，也都成了控訴對象。
為什麼呢？因為好處或利益（benefits）比較難以說清楚、講明白，其實現往往也需要較長的時間，其受惠人數也較廣泛，所以不容易集結形成遊說力量；相反的，成本（costs）相對比較容易衡量，受害人也比較容易認定或發聲，所以往往成為訴求策略。這大抵只是奧爾森（M. Olson, 1932-1998）的偉大作品--「集體行動的邏輯」（1965）之簡單應用，也算是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的初步政治經濟學吧。
探討自由貿易的文獻可說卷秩浩繁，相關議題也都需要厚書鉅著才足以詳盡。以下僅就個人研究心得，先理論後現象，從國家到國際，依序淺談「比較利益法則」與「貿易自由化的途徑」這兩個重要概念，希望有助於呈現自由貿易的真正面貌與豐富意涵。
前面曾談及自由貿易會帶來專業分工等好處，卻沒有提到該如何分工，也就是著名的「貿易型態」問題：誰應該賣（生產）什麼東西給誰？到底如何決定？從最簡單的比如氣候（巴西出口咖啡）與資源（沙烏地阿拉伯出口原油），複雜一點的比如為什麼日本出口汽車，而美國出口飛機？在在需要理論解釋，而解釋或預測國際分工基礎最有力的原理則首推「比較利益」法則。狂狷不羈的克魯曼甚至說，不懂比較利益法則、卻又夸夸其談貿易政策的人堪稱「知識上的蠻族」。
即使某位總統打字的速度比秘書要來得快，他（她）也不應該親自打字，因為那不是總統的比較利益所在，總統的比較利益應在於專心治國。說穿了，這只是大一經濟學「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的應用，然而看似容易卻奇崛，當放在國際貿易的架構下，各國各有眾多產業，而且工資率、生產力、物價、匯率等水準都不一樣甚至隨時在變，這時候再來看比較利益法則就很容易教人暈眩呢。連專研比較利益長達25年之久的密西根大學教授──帝爾朵夫（A. Deardorff）也都說此一經濟學瑰寶，真的是很神秘（不好掌握），甚至一直到今天還每每有新的發現呢。
根據帝爾朵夫的定義，如果說某個國家的某項產業具有比較利益或比較不利益，其實隱含著兩項「比較」的概念，首先和其他國家作比較，其次和本國的其他產業作比較。以台灣的農業為例，同其他國家相比，雖然其生產力在近年來也頗有進展，然而由於國內其他產業，特別是電子資訊產業的成長更快，因此繼續從事農業生產的「機會成本」也就跟著水漲船高了起來，所以無論是在就業或產值方面最後自然會逐步萎縮。
另就國際的比較而言，以中國何以能大量出口電子產品為例，因為愈往後端的組裝階段愈是需要勞力密集來生產，而中國豐沛低廉的勞動力正好符合此一比較利益的方向。雖然中國勞工的絕對生產力比不上台灣同技能水平的勞工，更低廉的工資卻足以蓋過、至少彌補這方面的不足。此即「比較利益」的秘訣之一，而所謂現階段中國擁有「後發優勢」的秘密也在這裡。而對台灣來說，仍然可以出口那些生產力較高、且高到足以彌補工資率相對於中國不利的產品。之後，隨著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其工資率也會上揚，屆時「勞動低廉」的優勢也會跟著流失。
這樣描述，其實有幾個有趣且值得注意的地方，包括：
•你會問，那中國的勞動力供給似乎源源不絕（想想還有人口八億的農村），萬一工資率遲遲不上漲，那其他國家包含台灣的機會在哪裡？首先，這是不可能的事，中國的經濟成長、人均所得增加也意味著其平均工資率必定上揚（除非發生所有經濟成長的果實都成為「利潤」或「利息收入」此一極端情況），最近的國際經濟調查報告也證實了中國工資率遲早將上漲的推論。
•退一步言，即使中國的平均工資率未見上漲或漲幅有限，但長年的貿易盈餘也意味著人民幣長期趨勢必然升值。而幣值較貴更代表著其商品的國際標價將提高，自然達到減損中國產品競爭力的效果。結論就是，即使中國勞動力便宜也不可能在「所有的產品都具有比較利益」。
•最後，是比較優勢法則在決定產業分工，而絕對優勢的功能則在於透過增加該國的「平均生產力」，進而決定出「平均工資率」以及「平均所得水準」。換言之，是生產力讓我們更富有，而不是出口能力或通稱的「競爭力」。要有出口競爭力只要透過本國匯率貶值即可，但那多半只會產生低工資的工作，卻不會讓我們更富有。
以上推銷「自由貿易得以增進該國自己經濟福利」的講法，Bhagwati稱之為「國家效率說」（national-efficiency），此乃相對於「自由貿易得以增進每個參與國家的經濟福利」之「世界主義」（cosmopolitism）觀點。顧名思義，後者主要從全球人類福利最大化的層次來作思考，而這也是WTO（世界貿易組織，1995年成立，從GATT蛻變而成）的成立宗旨。
有趣的是，WTO的目的在促進自由貿易（菩薩心腸），然而其採取的卻是重商主義或保護主義的思維（霹靂手段）：將參與談判國家的貿易自由化措施視為一種讓步（concession），必要時甚至允許「以牙還牙」（tit-for-tat）的貿易報復策略。
說真的，一個國家如果想要貿易自由化，而且也相信自由化本身就可以減少資源錯置並為自己帶來好處的話，實在不必透過找人簽約或參加組織來約束自己。十九世紀的英國之廢除「穀物法」(Corn Laws)，一直到現在還被自由貿易的真實信徒們（比如倫敦經濟學人與美國華爾街日報）津津樂道，即開近代貿易單邊主義（不管別人如何反應、不在乎是否互惠）的先河。
然而，貿易單邊主義的「經濟正確」往往不敵講究「讓步與承諾」的「政治正確」，加上無法克服有人（國家）心存觀望、坐享其成的「搭便車」（free riding）此一根本問題，所以終究難成主流。雖然根據世界銀行的分析，從二戰之後起算至今，就降低關稅的貢獻來說，各國自己的經貿改革與自由化居功厥偉，高達66％；其次要屬多邊主義（談判體系）WTO的努力，有25％；最後才是雙邊或區域主義比如FTA（自由貿易協定）所獲致的成果，這部分只佔10％。
一個國家的長期經濟表現主要受制於三種因素，包括地理位置是否優越、外貿開放程度，以及制度與政策回應國內外政經情勢變更的能力。
儘管絕大多數的研究報告顯示，採取自由貿易的政策在大部分的情況下有利於經濟發展，或者說自由貿易代表了繁榮的機會，但更多的問題仍然需要回到國內政經場域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