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成立於冷戰接近尾聲的1989年，目前共有包括美國、日本、中國、韓國、俄羅斯、東協絕大部分國家、紐澳，以及拉美的墨西哥、秘魯、智利等21個環太平洋「經濟體」。轄下的經濟產能與貿易量分別佔全球的六成與半數，照理說其重要性不言可喻。我國係以「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名義在1991年獲准加入，唯外交部長不能參加部長會議（專業部長如經貿與財長則沒問題），而且只能推派領袖代表參加年底的領袖會議。

沒有人會懷疑一年到頭大小會議超過150次的APEC，對國際外交舞台日益困窘的台灣相當重要，卻有不少人根本懷疑APEC存在本身的價值與功能。

不管是被詆毀成「垂死的天鵝」也罷，或者被說成只是「幾個形容詞在追逐一個名詞」（戲謔APEC的英文字義），亦即沒有太多的實質內容與具體成就也好，這中間恐怕是有些預期落差與認知不足所導致的誤會。

APEC是個美麗的錯誤，或是一項具有濃厚實驗性質的組織創新？鬆散卻又靈活的APEC到底如何或打算因應（謙卑地講則是順應）這一波席捲亞太地區的自由貿易協定（FTA）風潮？

其實，純就經濟的角度，APEC所奉行「開放區域主義」(open regionalism)，也就是協調式單邊主義（concerted unilateralism），不強調互惠談判，並將協調結果對所有國家一視同仁（非歧視性）的操作方式，對經貿活動所造成的扭曲最小。此一方法甚至比WTO的多邊談判方式：藉由背後隱含「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思維的「承諾與讓步」之談判過程，以達到貿易自由化的目標，要來得更符合「自由貿易」的理想型（ideal type）。這兩種方法的最大共通點在於都採用「最惠國待遇」原則，亦即基本上不帶差別待遇的色彩。

除了APEC的「單邊主義」與WTO的「多邊主義」之外，聰明的讀者馬上就會聯想到，是不是還有一個「雙邊/區域主義」被漏掉了？沒錯，要完成貿易自由化的理想，強調互惠談判、屬性為雙邊或區域主義的FTA，的確也是一條途徑，但也因為只將談判結果「特別優惠」（差別待遇或具有歧視性）給特定談判伙伴，所以具有不少與不小的副作用。

然而，美則美矣，APEC「協調式單邊主義」也必須克服因為不具「威脅與承諾」必然會出現的「搭便車」（free-rider）現象，否則很多「良法美意」就會真的「白搭」，而這也是APEC從1989年創立以來所面臨的挑戰或難題。

終於也知道為什麼APEC要一直重申「自願原則、靈活彈性，以及不具約束力」了吧，因為那可能是該組織與生俱來，或者說，該組織為呼應區域內以全球為經貿腹地的特性，必須要有的「堅持」，既是缺點也是優點。此外，APEC已有21個「經濟體」成員，其中約1/3是已開發國家（香港也是成員，所以有語病），2/3則屬於開發中國家，門不當、戶不對，還真的很難做出嚴肅的「齊一或強制要求」。可以說，APEC確實是一個差異懸殊的世界（a world of differences），因此有些比較需要經濟發展階段相仿才容易有結論的議題，比如說金融自由化大概就很難上得了APEC的正式議程。

話說回來，作為國際三大區域組織（或經貿安排）之一（其他兩者為歐盟與北美自由貿易區）的APEC，其對經濟議題的逐漸失去熱情（比如反恐當道），加上面對與日俱增的區域整合需求，未能足量供應，都是造成區域內自由貿易協定「猛虎出匣」的主因。截至目前全球已通告WTO的FTA數目已超過260宗，其中以超過100宗的歐洲密度最高，但從本世紀開始，洽簽重心逐漸往亞太地區移動，目前約有80宗，可以說不僅後勁看好，而且最關鍵的玩家（如美國、日本、中國或東協作為一個整體），以及最活躍的國家（如洽簽數目已超過30個的墨西哥、智利與新加坡），清一色都是APEC的成員呢。

說APEC已逐漸對經濟議題失去熱情，倒是很奇特。「經濟合作」不是APEC當初成立的宗旨嗎？

APEC從成立之初到1990年代中期，對達成區域內貿易與投資自由化這一目標的確興致勃勃，先後有1994年茂物目標（Bogor Goals）的提出，宣示全部成員要在2020年以前實現貿易與投資的自由開放（已開發國家則是2010年），以及1996年的加速資訊產品關稅減讓倡議之成功（隔年被WTO採用而成為多邊的資訊科技協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更是達到顛峰。

然而，隨著1998年部門自願提前自由化倡議（Early Voluntary Sectoral Liberalization, EVSL）的失敗，各國之間對涵蓋包括農業、汽車，以及能源在內的15個部門之自由化方式無法達成協議，也間接宣告「貿易與投資自由化」作為APEC的第一支柱開始式微，從此APEC的主要功能乃逐漸倚重其他兩根支柱，亦即「貿易與投資便捷化」與「經濟技術合作」。

可以說，EVSL的挫敗著實冷卻了美國對APEC的熱情，一直到二十一世紀伊始的911事件，在美方的強力運作下，「反恐」（以及其所衍生的「貿易安全」）成為APEC的第四根支柱之後，此一情況似乎才稍獲改善。當然，APEC對美國還有許多重要的策略意義，特別是作為橫跨亞太地區的唯一政經溝通平台、對WTO談判回合的敦促作用，以及萬一東亞區域整合的發展走向違背美方利益時，APEC還是有其「以備不時之需」的功能，一項可資運用甚至扭轉劣勢的絕佳武器。

除了美國之外，爆發於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更是讓東亞各國（尤其是東協）對APEC的口惠而實不至風格深感失望，而既然有了遠親不如近鄰之嘆，加強區域經濟整合也就順理成章。可以說，這場危機不僅凸顯了APEC廣披「亞太」地域所導致的限制，也強化了東亞的區域凝聚意向。FTA盛行在東亞，其來有自。

APEC及其外圍組織（如PECC）為了有效解決或減緩區域內FTA蔓延所可能帶來的後遺症，包括可能顛覆APEC向來所秉持的開放區域主義，以及諸如原產地規定所可能引發的經貿環境複雜化等問題（此即著名的Spaghetti effect），近年來的確投下不少心血。

平心而論，在面對此波利弊兼具、方向不明的雙邊主義之FTA風潮，比起WTO的束手無策，APEC的靈活與務實反而更勝一籌。APEC在去年的智利年會中也已達成要以「最佳範例」來處理區域內的FTA問題共識，希望各經濟體所締結的FTA都符合高品質、透明化、開放以及扭曲最小等原則，並藉以「收編FTA為APEC所用」以支持「茂物目標」的實現，進而有助於「釐清和改善」ＷＴＯ現行有關FTA的規範和處理方式。

至少WTO與世銀都對APEC處理FTA的方式高度肯定，而APEC也再度發揮其吸納不確定性的組織創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