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gration源於拉丁字根integratio，原意為「更新」，或將各部分綜合在一起。台灣及香港譯作「整合」，可謂相當傳神，因為準確地表達了「整」的過程與「合」的結果兩種語意層次，相傳乃出自哲學耆宿殷海光的翻譯手筆；而中國則稱之為「一體化」，日文則以「統合」對之，信雅達三方面顯然皆不及「整合」二字。

有人說這是一個「地緣經濟」（geo-economics）的年代，不僅由於冷戰結束以後經貿議題更獲凸顯，更在於區域化（比如以自由貿易協定為主要形式的區域經濟整合）係各國回應全球化的一種方式，以致國家經濟發展必須與地緣因素緊密結合。這應當會為以往只重視區域權力平衡、個別國家利益的「地緣政治」（geopolitics）添增不少實質內容，而最直接且天然的適用場域，無疑的會落在夾雜經濟合作與政治爭議、區域主義方興未艾的東亞地區。

換言之，相對於傳統的國際關係（高政治），此後關於主權國家之間經濟互動的「國際經濟關係」（低政治），其重要性當會增加。特別是攸關降低商品、勞務、資金與勞動四大移動障礙（天然的運輸成本與人為的貿易壁壘）的經濟整合，究竟會削弱或增強政治整合的誘因，或者說兩者之間為互補或替代，不僅饒富學術趣味，應用在兩岸之間更是充滿各種想像空間。

話說全球化的年代，想像中存在一道趨同的力量會導致市場無疆界，誇張說來隱含著「地理終結、距離已死」，更大膽的預言則包括政治邊界也可能日漸消亡，甚至於國際法濫觴、關係到近代民族國家興起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The Peace of Westphalia, 1648)中的絕對主權（sovereignty）的概念，或許也將因而被取代，保守而言則至少由於會被滲透而需要重新定義。

特別是後者由於牽涉精緻的法理問題，遠遠超過本文負荷，就留給其他相關領域的學者去傷腦筋吧。這裡要探究的是，國際經貿整合與國家主權（先當作黑盒子且不拆開）存在哪些辯證空間。

首先，由技術進步（運輸成本的下降）所驅動的市場力量以及經貿體制的重新規範與安排均可深化經濟整合。前者主要指由產業的自然分工所帶來的濟版圖擴大，後者則著眼於人為經商障礙的撤除，如WTO的多邊談判回合，以及區域或雙邊層次的自由貿易協定（FTA, Free Trade Agreement）。

制度套利空間可加大與確保市場整合的利益。面對市場整合過程所衍生的外部性（利益享受與成本承擔不是同一人）與更多的不確定或風險，土耳其裔著名的哈佛大學教授羅德瑞克（Dani Rodirk）指出，國家內部首先必須發展「適當的制度以應付不利的外部衝擊」，此外，超國家的「跨國底層結構/基礎建設」更形重要，這方面就需要透過條約、準則、議定書、制度以及其他國際安排來加以處理。

國際經濟整合（開放程度）與國內因素（國內分配、民主政治）存在彼此挑戰與取捨關係。如果沒有更高的政治指令或授權（mandate），體現國家主權的司法管轄（jurisdiction）一旦瀕臨難以再讓渡或切割的地步，也就侷限了經濟整合範圍或構成最終限制。[1]換句話說，全球化或區域經濟整合面臨無法迴避的三難：國際經濟整合、國家（nation-state）、大眾政治（mass politics）三者難以同時存在，或至少在國家治理的層次上有相當大的緊張關係。

特別是近來的經貿整合，往往強調超越傳統的關稅或非關稅等邊境經貿障礙之減免，每多涉及可能影響國際商業活動的國內法規（投資法令、市場競爭規範、勞動與環保標準等）之自由化與和諧化，甚至國內經濟政策（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等）也須事先協調，一般謂之「深度整合」（deeper integration），這方面歐盟（EU）既是先驅也是楷模，連一般被視為主權國家的重要象徵的貨幣也逐漸統一（目前有十二個國家參與）。

事實上，歐盟整合經驗最可可貴的地方在於，國家之間可透過鬆散的條約形式達到政治統一的邊緣，亦即藉助區域整合的靈活度，同時滿足國家認同的需要與確保經濟利益。開放，不僅在市場進入（access），也在主權讓渡可能性的提高。

當然，明眼人馬上就會看出，這中間存在一個弔詭，如果北京對主權的看法仍然停留在上述十七世紀《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時代，既絕對也不可分割（完全排他），則兩岸之間的和平就會持續被威脅。甚至連東亞區域整合的極限也很容易就看到底牌，即使其他情況一切安好。道理很清楚，中國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經濟方面兼程疾進的發展，已使得其在此區域舉足輕重、不可或缺，另外，愈來愈多的經濟整合議題已滲透到國境之內，而這些往往攸關制度面協調與合作，或者說，一定程度必須要作主權分享。可以預期，此一觀念對中國絕對會是個挑戰。

基本上，國家或區域（制度性）整合乃介於偶發性的合作與法理上的完全統一之間。經濟整合往往負載著外交、地緣政治，甚至「國家建構」（nation-building）的使命，歷史上最著名的例子要算德意志帝國的前身，亦即十三世紀的漢撒同盟(Die Hanse)以及「關稅同盟」（Zollverein, 1834∼1871）；這也是為什麼GATT/WTO會對區域性經貿安排（比如FTA與關稅同盟）給予相當程度的尊重或預留空間，然後只做出希望這些安排最起碼無礙於自由貿易精神的根本原因。

所以說，北京如果能夠看透或看破這一點，兩岸之間其實真的有很多的可能性。顫抖的手容易出紕漏，有些利害（stakes）的確需要先認定清楚，然後關係才能穩定。

如上所述，經濟整合與國家主權的辯證關係自有其學術趣味，對台灣來說更有豐富的安全意涵。以中共為行為者（agent）的「中華帝國主義」，內有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逐步成形的規範要求矛盾，於外刻正接受全球化與區域整合的洗禮，其國家主權一樣身處「可滲透、定義中」的局面。而主權爭議正是台灣所面臨的最大生存威脅，或至少是個危險引信。因此，如能針對此一爭點（issue）「四兩撥千金」，逕行拆解，或許才足以斧底抽薪。

大膽思考難免有一廂情願的成分，然而，面對兩岸困境，除了擁有有形武器作防衛以外，想法與倡議的研發和領先，也應是保全台灣的另一種可能。不然就要有阿拉丁的神燈，永遠可以幫我們作危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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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ani Rodirk, How Far Wil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Go?,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Winter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