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打趣說：為什麼金融很重要？因為常常會發生危機。其實金融（Finance）和罰款（Fine）有相同的拉丁字根，或許也存在某種道德意涵。至於列寧所說的，金融是資本主義的「阿奇里斯後腳跟」（唯一的弱點），倒是一語道盡金融本身的風險特質與脆弱性。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的評估，解決當前全球經濟失衡（主要指貿易）的三大關鍵分別為，美國能否在降低財政赤字的同時讓美元平順貶值、歐洲的結構改革（主要指勞動市場）會不會有所突破，以及亞洲的匯率機制（尤其是人民幣）是否將更有彈性。

某種程度這也點明了金融的重要性不只來自於「會發生危機」，往往也肩負起調配各大經濟體之間，甚至同一地區跨代（現在與未來）有限資源效率使用的功能。而前者涉及匯率機制的形成與運作，後者則比如國內的「金融組織」（如銀行等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金融市場包括短期資金融通的「貨幣市場」，以及長期性質的「資本市場」（股票市場與債券市場）。

這裡的首要關切點在於國際場域，涵蓋金融市場與制度面整合，特別是台灣所處的東亞地區。當然也離不開東亞到底需不需要一個「共同的匯率機制甚至亞元」、「亞洲貨幣基金」等長期焦點，或者人民幣緊盯美元政策究竟何去何從，以及萬一管理失手會不會引爆另一波全球金融危機等熱門話題。

基本上，這裡要作的是「系統論述」，而不是「上上下下」沒有太可靠根據的市場預測。首先談談所理解的幾項金融原理，再以人民幣為例，看看書本上的知識可以告訴我們什麼。

金融的最根本取捨應在於，如果過度注重「安全」，則其「流動性」將會受到嚴重限制，使得金融資產本身及衍生風險的交易將難以進行，因而無法發揮其讓生產與消費得以順暢的根本功能；但缺乏適當管制（regulation）或獲鬆綁以後的「再管制」（re-regulation）又會產生流弊，不僅將提高風險貼水、增加資金與營運成本，甚至釀成危機，而反過頭來妨害上述實質面經濟活動。

根本來看，除了經濟發展早期為了壓低資金成本往往而有所謂的「金融壓抑」（financial repression）政策，市場利率因此無法自由化而留下的後遺症之外，許多開發中國家的公司治理與金融紀律普遍不彰：包括會計、查帳（審計）、資訊揭露，往往成了威脅金融安全的潛在殺手。

另就效率面來觀察，如果「金融技術」落後（比如徵信與鑑價），或資本市場不夠發達，更是無法替公部門承擔日趨複雜與細膩的產業政策之制訂，尤其是報酬大但風險也高的諸多「新興產業」，比如生物科技與柰米等尖端產業之選秀（認定）。如果能夠得到功能完善的資本市場透過各種管道提供額外資訊，政府決策者才比較可能訂定出「順水推舟」，或者符合該經濟體各項條件並行之長遠的產業政策。可以說，資本市場不僅帶有「專業」人士的判斷，更具有「民主」取向，因為眾多投資人與大量資訊的參與與湧入。公平與效率兼具，好處不在話下。

回頭看東亞，其經濟動能強大早已是不爭的事實，特別是反映在生產與貿易的全球比重日益升高。這個地方擁有全世界55％的人口、六成的外匯存底、市場產值占全球比例在2003年已達22％（東北亞20％，東協代表的東南亞則為2％），雖然還低於歐盟25國的28％，以及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美國、加拿大與墨西哥）的35％，但由於挾著經濟「後發優勢」所以平均成長率較高，未來其重要性只會繼續攀升。至於貿易方面，東亞出口占全球總出口則已有26％，仍然遜於歐盟的38％，但遠高於NAFTA的15％。

即使如此，殷鑑不遠的1997-1998東亞金融危機似乎也提醒著人們，東亞各國的金融基本結構仍舊相當薄弱，其中資本市場（特別是債券市場）落後，更是讓企業資金來源過度倚賴容易受到人為控制與分配信用的銀行體系，也屢屢讓金融成為經濟發展的拖累與病灶。

東亞各國彼此的經貿往來密切，特別是所謂「裂碎貿易」（fragmentation trade）的現象：從日本以降、台灣和南韓居中、東南亞與中國做為產品最後組裝平台的生產（價值）供應鏈環環相扣；加上貨幣大多實施實質盯住美元（中國、香港與馬來西亞緊盯，其他各國包括新台幣、韓圜算是軟盯）的匯率機制，而且此區域的經濟協調機制不足，因此一旦爆發危機，其傳遞速度與影響幅度必然相當深遠。

從而構成了不能不注意東亞金融問題的最重要理由，特別是中國因素。

中國的經濟規模龐大、成長快速，以及經貿依存度（進出口與接受外資程度）相當高等三大特性，固然為全球特別是鄰近的東亞地區帶來許多商機，卻也隱含不小風險。姑且不談極權統治下必然的政治體制容易猝死，單單看人民幣緊盯美元的走鋼索景觀就足以教人膽戰心驚。

熟悉國際金融的人都知道，該領域存在一條牢不可破的鐵則：「固定匯率」、「國內外資金自由移動」，以及「貨幣政策自主權」三者不可能同時存在，任何國家頂多只能擁有其中兩項。以中國之大，制伏短期景氣循環、避免就業與物價承受太大衝擊的潛在利益相當可觀，而貨幣政策是最重要的「宏觀調控」工具，因此無論如何「貨幣政策自主權」絕對不能也不應放棄。這也意味著政策選項只剩下「固定匯率」與「國內外資金自由移動」，兩者有如魚與熊掌，不能得兼。

而中國基於國內金融體系尚未健全，包括資本市場尚處於萌芽階段、銀行系統所背載的不良債款驚人，並記取1997/8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開放資本帳操之過急）等原因，務實地選擇「固定匯率」，亦即讓人民幣緊盯美元，同時嚴加管制境內境外的資本移動。

然而，隨著經貿往返的日益熱絡，資本管制將愈來愈辦不到，而且管制也意味著經濟福利的損失，包括貪瀆機會的提供。謀士如雲的中國當局當然知道這些道理與後遺症，也因此逐步放寬資本帳的諸多約束，包括從「管出不管進」到慢慢也開放資本流出、放寬對象也逐漸從公司行號到個人、從長期資金到短期資金等措施。

麻煩的是，金融危機的歷史經驗顯示，當一個急速發展、鉅額資金進出國境頻繁的國家所採取的是「固定匯率」制度，而且資本帳正在自由化的情況下，也就是危機可能來臨的時刻。

而這正是中國目前所面臨的局面。

更麻煩的是，中國如要徹底走向現代化，早晚必須接受這場金融洗禮的挑戰。

（美國從開國到現在，經歷不下四場大規模的金融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