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來以犀利專業著稱的倫敦「經濟學人」雜誌，在本年初（January 15th -21st 2005）針對兩岸經貿關係做了十頁特別（survey）報導，鼓勵或刺激台灣面對中國應更加開放的味道甚為濃厚，也引發了國內不少政策討論迴響。

然而，可能由於篇幅所限，部分關鍵立論也不免因過於簡潔而失之模糊。其中最重要的要屬以下兩個問題：到底「貿易帶來和平」（或至少降低衝突）的自由主義（國際關係領域）傳統論述是否適用在兩岸之間？如果兩岸經貿往來尚未完全自由化，那麼台灣的「全球佈局」策略是不是等於緣木求魚？這裡先從簡單的開始作答。

很清楚，經濟學人的主要用意在於鼓勵台灣應善用鄰近中國的地理優勢（包括語言文化相近），努力攫取經濟發展機會，同時，這樣的一種經濟交往（engagement），不僅無害甚至有助於台灣的國家（經濟）安全保障。

除了傳統的理由：由於兩岸所處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工資率也因此有一定差距，所以台灣同中國之間充滿了大量的貿易與投資機會等因素以外，比較精彩的部分在於，經濟學人以擅長且一貫的樂觀筆調將全球化的因素納入考慮，而得出透過生產過程或經濟活動在不同區域或國家間之重新部署而延長而豐富，導致國與國、地區與地區之間相互依存的程度日益加深，原則上將會增加輕舉妄動的成本（或減少因而可得的經濟好處）。而東亞整個區域，特別是正處於「冷戰與冷和平」之間的兩岸，也將因此類「垂直專業分工」（全球價值鏈）生產型態的成熟，而更接近於「和平與繁榮」的境界。

當然，為了論述有力與避免主張模糊，經濟學人在這一篇分析中刻意忽略或假設「其他情況不變」，包括兩岸經貿的不對稱依賴、兩岸的政治結構、中國的東亞區域霸權地位何時實現（則台灣岌岌可危！），以及第三勢力的影響特別是全球霸權美國因素等。可以說，這是一種標準的經濟學人式論證：只說在符合某些前提下會有這樣的一種力道或趨勢存在，至於最終會不會實現，請再加入其他條件或資訊。

這裡就暫時先放寬上述諸多條件下的一個，而且是台灣可以片面改變或改善的「兩岸經貿呈現出不對稱依賴」此一現象，或許可以推論出更可行且值得實踐的政策意涵。歸納而言，之所以會出現台灣對中國的經貿「單向依存」：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台灣的最大出口市場與貿易伙伴，台灣對中國的投資卻是源源不斷（截至目前估計累積已達1000億美金）。其中主要原因有兩個，其一在於生產基地與貿易行為的改變，傳統由日本—台灣—美國之出口模式，已調整為日本—台灣─大陸—美國之模式。台灣商人對於中國的急遽投資產生貿易擴張效果，亦即在中國的台灣商人多以台灣為主要零配件之供貨來源（嚴格來說，這部分應屬於台─台貿易，而非中─台貿易）。由於這部分屬於貿易型態的範疇，貿易政策比較難有直接的切入點。

然而，除了直航仍在未定之天以外，台灣對中國的進口仍未完全自由化，對中資也是限制重重。以進口為例，如果以關稅貨品稅則的10位碼分類來看，截至目前尚包括有兩千四百項左右的中國商品不准進口到台灣，佔全部中國到台灣出口種類中的五分之一。而這也促使兩岸經貿進一步失衡，一方面如上所述中國已成為台灣商品出口的首要市場（三成五以上），台灣成為中國僅次於日本的第二進口國；另一方面，中國產品只佔台灣總進口的一成上下，去年（2004）台灣對中國的貿易順差已經高達450億美金。

其實，除了少數農產品因可能危及國內農家生計而必須特別考慮以外，絕大部分不准進口的中國產品都是與國家安全不相干且物美價廉的中間產品或零組件，如不設限，台灣大可加工以後為己所用或轉為出口、增加貿易，不僅可藉以吸引外資（同時減少產業外移）、增加國內就業，甚至轉為產業升級與經濟成長的助力，也可以避免「未確實遵守WTO規範而對同為會員的中國進行不公平貿易」的現在或未來之指控。

換句話說，即使直航因有太多的政治主張或主權糾葛而有了延宕的正當性，為了更完整利用中國所提供的經濟機會，並改善「兩岸經貿呈現出不對稱依賴」此一不利台灣的症狀，台灣針對中國的進口品設限政策或許已經到了改弦易轍的時刻。

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的長期經濟表現受制於三種因素，包括地理位置、外貿開放程度，以及制度與政策回應國內外政經情勢變更的能力。台灣商人向來以旺盛的企業精神見長（相對於創新能力），而這樣的特質更需要政策空間予以配合或至少不成為妨害因素。沒有人會否認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但有些具體措施其實已經跟此一疑慮無關，更多的恐怕只是沿襲舊慣或貿易保護主義的思維在作祟，甚至只是公共政策討論與形成已經無力回應國內外政經情勢變更的一種表現。

台灣如欲擺脫與重要經貿伙伴簽不成自由貿易協定（FTA）的陰影，並反身積極運用全球化與中國經濟正迎頭趕上所釋放出來的機會（完整的全球佈局），再度放寬兩岸之間的貿易暨投資限制，應是一個可能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