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全球化一樣，自由貿易協定（FTA）的效果往往是「雷聲大、雨點小」，而且容易被誇大。新年伊始，隨著中國與香港「更緊密經濟伙伴關係安排」（CEPA）的生效，東亞各國的（FTA）洽簽計劃紛紛啟動，台灣的經貿地位是否將被邊緣化的疑慮也屢被提起。

邊緣化（Marginalisation）此一概念其實最先是由「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UNCTAD）在1997年所提出，原意指涉一種存在於兩個層次上的複雜現象。首先，它可被視為每個社會中處於弱勢地位團體的社會條件；其次，如果放到國際政治經濟的脈絡來討論，則指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某些（個）國家的經濟與發展之受到危害。而且不當的經濟政策將加速與加劇邊緣化。

但對台灣而言，民主正逐漸扎根，經貿向來開放，內部也存在一定規模的社會安全網絡，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所必備的內外調整機制可謂相當健全，因此全球化導致台灣邊緣化的可能性相當低；反倒是以FTA為主要型式、日益興起的區域主義對台灣的威脅更為直接、具體，因為所涉及的國家，幾乎都是台灣周邊重要的經貿伙伴，因此一旦被排擠所可能引發的政經利益損失比較明顯。

此外，相對於全球化，區域經濟結盟的趨勢往往讓台灣更容易陷入不利局面，原因在於FTA的洽簽過程需要政府之間的實質政治互動，這也使得外交處境困難的台灣，更容易遭到「惡意」排擠（例如中國因素）而導致「缺席」。

換句話說，台灣所面臨的邊緣化威脅主要是來自區域主義而非全球化。

而台灣所處的東亞之區域主義主要循著兩種模式在進行，包括以東協為主軸的「東協＋3」（日中韓），以及分別以日本、中國、美國這三個國家為洽簽樞紐、其他中小規模國家附屬參與的「輪軸」（hub and spoke）型態，兩股力量交互影響，究竟是誰勝出也還在未定之天。

以目前較佔上風的「東協＋3」模式而言，其最大的展望或挑戰在於，未來是否能透過此一合作形式與途徑，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甚至在東亞形成一個巨型經濟區塊（Mega-blocs），而與可能將在2005年建立的美洲自由貿易區（FTAA）隔著太平洋遙遙相望，此即一般所謂的「兩極太平洋體系」（bipolar Pacific）；以言全球，此一東亞區域板塊，則將與FTAA以及EU鼎足而三，從而構成「三極世界貿易體系」（tripolar world trading system）。

雖然此一經濟整合模式較為封閉，台灣一旦被排除所受到的政經衝擊也會相當大，但由於自始參與的國家較多，中國的影響力會被稀釋，台灣成為會員的可能性反而較高。但就整體成立的可能性而言，因為美國在東亞戰略利益勢將因而受到傷害，其態度為何也將影響此議能否成局。此外，東亞內部主要國家尋求經濟整合的政治意志，能否克服彼此之間的猜忌（例如中國與日本之間），包括歷史的糾葛與經濟上的保護主義，也至為關鍵。更重要的是，東亞各國的產品仍有相當大的比例銷往其他地區，例如美國與歐洲地區，而此一以全球為經濟腹地的特質，將制約東亞地區經濟整合的程度。

至於強調以個別國家或地區為核心，有別於上述集團路線，並藉由兩兩雙邊關係形成FTA「輪軸」（hub and spoke）網絡，例如近來揚聲沸沸的東協之將與中國在2010年以前建立自由貿易區，以及日星新世紀經濟伙伴關係等協定，即屬於此一脈絡。在這種型態下的FTA走向，一旦台灣被排除，就經濟上的利害而言，相對於集團型態中之被排除應屬較小，然而，個別國家承受中國的影響也相對較大。可預料的是，「中國因素」的作祟或顧忌，將持續讓台灣在尋求此類雙邊FTA的洽簽對象時，吃盡排頭。

如果邊緣化指的是這種「被排擠的過程」，那的確成立。特別是中國利用此波區域主義風潮，積極與周邊國家洽簽FTA，同時圍堵台灣對外洽簽FTA，然後進一步循香港模式向台灣招手CEPA，對台灣生存空間的擴展的確造成影響。

但單就經濟利益可能因而受損的可能性來看，隨著國際間貿易的快速成長，即使區域經濟整合腳步逐漸加快，但在生產網絡多中心的潮流下，對任何一個經濟體而言，會因為「簽不成FTA」而被邊陲化的威脅已大為降低。

此外，所幸台灣已是WTO的會員，如果多邊談判架構（WTO）所獲致的成果愈豐碩，亦即全球貿易愈自由化，則雙邊貿易協定所能夠進行「差別待遇」的空間也就愈小。

最後，如果我們的產品如果不容易被替代，不管是因為技術層級較高或具有相當的產品差異性（包括不容易運輸及貿易，例如地方服務業）哪一種原因，都會有效縮小傷害程度。可見提升本國產品的生產力與競爭力才是破解邊緣化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