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兩相衝激的潮流附近必有豐饒的漁場，亞太地區/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1989∼）諸多經濟體所奉行的開放型區域主義[1](Open Regionalism)，依違在「開放」、「區域」與「主義」之間，以大角度來看，即是經濟全球化與區域化兩大潮流相互激盪下的產物。本文將沿著此一思路，針對此一主義的緣起、內涵、限制與進展作一探索。另外，美國作為國際政經社會遊戲規則的主要支配者，對區域主義的日益癡迷（obsession）必然也會影響到開放型區域主義的走向，其重要性不言可喻。最後，就東亞地區而言，97/98的金融危機與中國之崛起，勢必也會增加對區域加強合作的需求，進而改變開放型區域主義的內容與面貌。

一. 開放與封閉以外的「第三條路」？

「自由貿易」成為口頭禪由來已久。儘管在絕大部分的情況下[2]，自由貿易能讓生產更具效率並與經濟繁榮關係密切的說法，幾乎已經屬於共同認知，但緣於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出口才是硬道理」的思維，或迫於國內利益團體要求免於競爭的遊說壓力，個別國家往往身陷「囚犯的困境」（Prisoners’ Dilemma）[3]而採取偏向保護主義的措施，最後使得大家（全球）都未能充分攫取如果貿易更加自由開放的最佳（first best）經濟機會，在最糟的情況下，甚至演變成兩敗俱傷的貿易戰（trade war）。而透過國際經貿建制的形成與協商，除了可藉彼此約束──威脅與承諾，以增加履行自由貿易的可信度（credibility）之外，並可動員國內支持自由貿易的力量（主要指出口產業），某種程度是可以緩和「囚犯的困境」此一難題。然而，這些跨國合作不管形式為何，因為沒有一步到位地達成全球貿易自由化的境界，通通都已經落入福利經濟學中的「次佳」（second-best）範疇。

就「次佳」而言，時下主要有兩種選擇，包括依循最惠國待遇（MFN, 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原則的多邊貿易談判體系（Multi-lateralism）[4]如WTO，以及針對會員、非會員採取差別待遇之雙邊主義（Bilateralism），包括FTA或關稅同盟等優惠性區域貿易安排。究竟這兩條路徑孰優孰劣，其功能為彼此替代或互補，純就經濟學理而言，至今仍然懸而未決[5]，且先按下不理。倒是亞太地區標榜「第三條路」，提出開放型區域主義，強調透過自願與協調的運作方式，在地區內逐步消除貿易與投資壁壘的同時，遵守最惠國待遇原則，促進或至少不傷害多邊貿易體制。換句話說，開放型區域主義是一種擺盪在多邊與雙邊主義之間的「協調式單邊主義」（Concerted Uni-lateralism），透過同儕壓力的共修過程（樂善），把選擇性自由化（selective liberalization）的正果也普渡給非會員國[6]（好施）。

亞太地區之所以不循傳統的區域經濟整合模式，而提出了開放型區域主義，主要有下列幾項相應的政經背景，包括：相對於歐盟整合的政治領銜、北美如NAFTA整合的政治與經濟因素大致各半，至少截至目前，亞太地區由於缺乏有效的政治協調組織，經濟整合的動力主要來自於市場，而非人為的建制（Institutions）；另外，參差不齊的經濟發展階段，以及貿易依存度頗高的經濟型態，在在都為開放型區域主義提供了脫穎而出的條件[7]。此外，從制度創新的角度，兼具「開放、靈活、漸進」三項特徵的開放型區域主義，可說是一套別開生面的遊戲規則：在必然彼此抵觸的「開放」與「區域」之間走鋼索，並試圖取得平衡。

上述區域特性自然也構成了區域組織進一步深化合作與發展的限制。然而，完美主義者（perfectionist）往往也會壞事。換句話說，組織的「生存」（留得青山在）相對於抽象原則如完全自由貿易的實現，應被優先考慮，所以妥協與迂迴具有正當性，此即著名的「組織逃生」（loophole）法則[8]。APEC之採高度彈性的合作與運作形式，也可作如是觀。

二. 美國強調區域化的主張未被採納

就國家政經實力（Statecraft）與國際政治現實（Realpolitik）而言，主要領導國家（如日、美[9]）或集團（如ASEAN）的政治意志與經濟利益之偏倚或角力，乃是左右亞太地區開放型區域主義究竟走向更「開放」或更「區域/封閉」的關鍵。其中，美國自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所大力推銷的國際經貿雙軌制（dual tracks）─多邊談判架構（從烏拉圭回合到多哈回合）與雙邊FTA（從以色列到加拿大、墨西哥，而智利、澳洲…）並行不悖的策略更是整個故事的主軸。而開放型區域主義的實踐者─APEC，更是美國執行此一計劃的巨型實驗場域。換言之，將APEC某種程度的「區域化」，亦即形成一貿易區塊(trade block)，一直都是美國的總體政經戰略。以下循此思路，分別對美國與亞洲國家的觀點略加評述：

- 美國（及其支持者，加拿大、澳洲，以及新加坡）的主張：除了針對APEC經濟體的貿易自由化應設立時間表以外，也認為一個地區內的優惠安排應該符合多邊自由貿易體制的要求，但只承諾對內削減壁壘時不提高現存的對外壁壘，並規定地區內的貿易自由化措施不受最惠國待遇原則的約束，即將GATT/WTO所允許的例外[10]視為開放型區域主義。這是美國合理化在此地區作NAFTA的藉口，一如美國總統[11]給國會的經濟報告所提出的論述（見1994與1995 年Economic Reports of the President）；一言以蔽之，藉由「條件式的互惠」（conditional reciprocity）作為談判武器，讓東亞各國開放市場是美國的主要關切所在。而這也呼應了美國所主導的APEC名人小組（Eminent Persons Group）在1994年所做出的反對「無條件式互惠」之建議。

- 東亞開發中國家以及日韓則持另一種觀點，認為開放型區域主義應該在地區內逐步消除壁壘的同時，遵守最惠國待遇原則，同步地降低對非會員的壁壘。美國最後做出妥協，從而使非歧視的開放型區域主義獲得確認，同時也讓貿易自由化的進程繼續保持「不受拘束」（non-binding）。而茂物宣言中所揭櫫的目標（Bogor Goal）：APEC的已開發經濟體在2010年以前，開發中經濟體則於2020年以前，應該要去除所有的貿易與投資等障礙，目標可謂遠大，但仍然沒有清楚定義自由化的範圍，也未提及檢視的過程與設置爭端解決機制的打算。

三. 形移勢轉：1997/8東亞金融危機與中國之崛起等外在因素

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講法[12]，如果涉及國際的政治、經濟或金融等不確定的因素增加，則會提高對區域整合的需求，因為隨著市場與交易範圍的擴大，必須承受上述負面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的成本也會提高，而區域規範、規則與政策的和諧化，將有助於降低這些成本，進一步獲取好處。此間記憶猶新的1997/1998金融危機所提醒的合作之必要，以及中國政經勢力快速崛起所引發的不安，都強化了在市場以外的制度面「作點努力」的動機。

此外，WTO全球貿易體系下的諸多結論，以烏拉圭回合的談判結果為例，對亞洲國家未盡公平，包括智財權以及貿易相關的評估體制都有值得商榷之處。無疑的，這也會提高區域合作的誘因。

近年來全球普遍性的景氣低迷，勢必提高政治人物提振經濟效率的決心，以及比較可能忽略因整合而來的國內分配議題，因此，在整合的供給方面，經濟困難時期可能遠比景氣佳時充沛。

總而言之，至少就東亞而言，區域整合的意願與能力兩項條件都已獲改善。

但條件的改善未必保證整合能夠成功，其他條件不變下，仍取決於該區域能否克服「集體行動」中的搭便車（free-riding）問題。

否則，開放型區域主義的幽靈，仍將繼續漂浮在亞太地區的上空，以模糊之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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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一概念在1991年的韓國APEC會議上被正式提出，並於1995年的大阪會議中獲得確認。

[2] 例外如大國可透過影響「貿易條件」（Terms of Trade）而應制訂高於零關稅稅率之「最適關稅說」。

[3] 屬於公共財中的Free-rider（搭便車）問題，往往導致公共財之供給不足（under-supply）。

[4] 一個提醒：小心國際貿易與國際關係(IR)對某些詞彙定義的稍有不同，比如「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以及「區域主義」（Regionalism）。

[5] 歸根究底，這是一個屬於制訂分配「未分配利益」（Stake）於國內外或國際間之遊戲規則，亦即政治經濟（political economy）的問題。

[6] 在APEC稱會員為「經濟體」。

[7] 詳見P. Drysdale, A. Elek and H. Soesastro (1998), “Open regionalism: the nature of Asia Pacific integration”, in P. Drysdale and D. Vines (eds), Europe, East Asia and APE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 作用上，類似WTO的排除條款（escape clause）或防衛措施（safeguards）。詳見A. K. Dixit(1996), 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 A Transaction-Cost Politics Perspective, The MIT Press.

[9] 日本與美國除了對「歐洲城堡」（指EU）有共同的憂慮以外，也正在努力尋找對外經貿政策上具有共同利益之處。

[10] GATT § 24與GATS § 5.

[11] 一年一度一本，出自直屬白宮的「經濟顧問會議」（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12] 參見 W. Mattli(1999), The Logic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